全世界都在哀悼曼德拉的離世,也都難忘曼德拉一生的偉績。當此非常時刻,記者本傑明·波格倫(Benjamin Pogrund)第一次向公眾披露並回憶了他和時任“南非非洲人國民禮服大會(ANC)”領導人的曼德拉秘密會面時的場景,及曼德拉當時是怎麼會從和平示威轉為武裝抵抗反對種族隔離統治的。
  南非最絕望西服的年代
  全世界都在哀悼曼德拉的離世,同時也在贊頌他的偉績。人們的記憶如潮水一般又回涌至南非那最令人絕望的年代,想起了全城的警察都在追捕他的時刻。曼德拉已經隱藏了起來,正準備領導一場反對種族隔離帛琉制度統治的革命。那時,我是《蘭德每日郵報》 在約翰內斯堡的一名年輕記者,負責報導黑人政治。在約翰內斯堡漆黑的夜晚,我和曼德拉會秘密地定期見面,然後他會向我簡單陳述他在未來的計劃。
  人們未必會想到,一身工人行頭就是這位瘦瘦高高、身材偉岸男人的唯一偽裝了。幾個月里,當他輾轉於全國各地組織更大規模的工人大罷工時,他被許多支持者掩護並一汽車貸款次次逃脫險境。
  艾瑪·奧希茲(Emma Orczy澎湖民宿)創作的法國大革命小說《紅花俠》中有這麼一段:“他們佈下天羅地網尋找他,他們用盡一切辦法尋找他……尋找那枝最神秘的海綠花”,所以人們又稱曼德拉是黑色海綠花。
  我的記憶定格在了52年以前——故事就發生在1961年年初。前一年的3月21日,全南非為之振動,由白人政府領導的南非軍警在沙佩維爾槍殺了反對壓迫的示威者68人。游行由曼德拉領導的非洲國民大會的反對者——泛非主義者大會帶領。慘案發生後,舉國悲痛並沉浸在憤怒之中,隨即曼德拉領導的非洲國民大會展開行動,接著全國陷入混亂,政府宣稱非洲國民大會與泛非主義者大會為非法組織,全國進入緊急狀態。
  作為非洲國民大會的領導者,曼德拉與其他上百名會員一樣,都未經過任何審判而被逮捕。五個月後,重獲自由的曼德拉建立起全非行動委員會,並全身心投入到反對白人政權的鬥爭中去。非洲國民大會的任何活動都是非暴力的:三天全國性的黑人工人罷工要求南非政府召開國民大會,確保建立南非種族平等政策。因為法律不允許工人罷工,所以人們只稱呼罷工為“獃在家裡”,雖然詞語簡單,但仍然俺蓋不住其不合法性。從此,曼德拉成為政府最受“關註”的人。
  曼德拉所做之決定改變了他的一生,也使自己名垂史冊。同時因為他的存在,南非也發生了巨變:他秘密做著地下工作,他拋棄了家庭,開始四處漂泊。
  曼德拉為了民族事業做出了巨大犧牲。他曾經是名律師,在約翰內斯堡生活的成百上千萬黑人當中,只有二十幾位躋身此一職業。儘管受法律限制,曼德拉也必須居住在黑人區索韋托,但他已經過上了富足的生活。他英俊灑脫,穿著體面,和第二任妻子、漂亮的社會工作者溫迪喜結連理並育有兩女。他還擁有一輛汽車,這在黑人中間是很少見的。
  曼德拉在約翰內斯堡的金山大學學習法律時認識了許多白人朋友,這對於受到歧視的大多數黑人來說也是不多見的。曼德拉的一位白人朋友朱蒂斯·布瑞德,後來成為多起種族隔離案件的代表律師,講述過他親身經歷的一樁往事。某天晚上他和妻子打算外出,只留下四歲的兒子和黑人保姆在家,不料孩子大叫“我不想和黑人獃在一起”,使得布瑞德非常憂心忡忡:“我們都是自由主義者,在我們家根本不可能有種族主義的存在。”
  與之異曲同工,曼德拉也會面臨相似的問題。他的白人朋友曾經拜訪過他,一次他的孩子問:“為什麼我們家會有白人出現?”曼德拉這樣回答女兒的問題:“不是所有的白人都一樣。不是所有白人都討厭黑人。”
  曼德拉的律師事務所既小又破舊,每天都有很多衣衫襤褸的人聚集於此,耐心等待和曼德拉及他的合作伙伴奧利弗·坦博見面。街對面就是由紅磚砌成的雄偉的地方法院,自從十二年前白人當政以來,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南非白人民族主義者是如何在這片土地的各個角落“親力踐行”種族隔離制度的。對於曼德拉來說,他不得不從標有“非白人通道”的門口進入,不得不坐在“非白人座位”上。
  曼德拉就這樣出現在全部由白種人擔任的地方法官的面前。他們在和曼德拉講話時,有時甚至公開表示出不友好的態度,因為他們要和一位體面的黑人律師打交道,還要給予其相對平等的地位。曼德拉一直強忍著不發脾氣,且用略帶口音的英語極其禮貌地作陳述,呈現職業律師最好的一面。
  和其他黑人相比,曼德拉擁有極高的地位。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他卻飽受身為黑人帶給他的恥辱和壓抑。他必須隨身攜帶“通行證”——一種記錄著他在什麼地方居住,做什麼工作的證明文件。每個黑人都需要時刻把“通行證”帶在身上,否則就會被立刻逮捕。曼德拉和其他黑人一樣,都不得進入劇院、電影院,不得乘出租車、火車及公共汽車,也不能坐在公園的長椅上,或獃在海灘等任何為白人保留的公共服務區中。
  與曼德拉的秘密接觸
  我和曼德拉有過接觸,我們曾經共同合作,通過上訴威脅,要求地方法官撤回公開審判曾違抗通行證法的黑人婦女。當曼德拉轉到地下進行秘密工作時,我們已熟識且互相信任,並繼續保持聯繫。當他想見我時,就會在我的辦公室留張小紙條;多年之後,我才得知我們一位共同朋友的小女兒會把裝有紙條的信封放在我的桌子上,然後快速地離開;我也有個固定地址,會把我的任何訊息留給他。
  在約好時間並確保沒人跟蹤的情況下,我會開車來到碰頭地點。這時,曼德拉會從黑暗處走出,然後坐在車裡和我談話。他總是非常鎮定,而且很有權威,儘管他知道警察正在追捕他。現在回想起來,我當時顯然並沒有意識到,和這個國家最想捉捕的通緝犯秘密會面會有多麼危險。
  我和曼德拉還會以其它方式互通消息:幾乎每天下午5點鐘,我都會在辦公室接到一些匿名電話,電話那頭會給我讀一段聲明或消息。這樣做是為了保證《蘭德每日郵報》可以讓公眾得到有關工人罷工的最新獨家新聞,在那個時代,黑人政治領袖很少會出現在報紙上,在嚴厲的法律面前,我們也極其大膽並盡可能多地報道這些新聞。最終,這招致了秘密警察——上校斯彭格勒的“拜訪”。一天,我的編輯——後來成為著名主編兼評論人的勞倫斯·格蘭德(Laurence Gandar)——把我叫到辦公室接受詢問。斯彭格勒想要知道我是如何獲悉這些消息的。我說,這些人我都不認識。他又問,是曼德拉本人嗎?不,我確定不是他。是“班圖人”,還是“外國人”?我不知道。斯彭格勒一無所獲,當他離開時,他還警告格蘭德要小心點兒,因為他所發表的文章都有可能被政府起訴。當他走後,我終於舒了一口氣(這時的警察做事相對來說還很溫和,你仍然可以僥幸逃脫; 一年後情況大變,未經審判就可以拘留,施加酷刑並判處死刑)。
  1961年5月29日,罷工的第一天; 我整夜坐在辦公室里收集來自全國各地的各種信息。現在一個危險的巨大隱患已經出現:政府和雇主威脅工人,如果罷工仍然繼續,他們就會立刻被解雇; 武裝警察把守著火車站和汽車站,併在黑人聚集區來回巡邏。在這些事件背後,新聞編輯們正在接收政府、警察、約翰內斯堡市政府發佈的各種聲明,並著手準備在早上8點鐘刊發一版特別報道,其標題也不假思索地宣告官方立場:罷工失敗。
  這並非完全是事實。雖然罷工不像曼德拉希望的那樣成功,但也不像政府所宣稱的那樣失敗。成千上萬的工人正獃在家中,焦慮地等待事件的進一步發展。《蘭德每日郵報》是反對種族隔離政策的主導媒體,在黑人圈子裡頗受好評。連這份報紙都說罷工失敗了,那罷工就真的失敗了。醒目的大標題導致了罷工的敗局,工人們又急匆匆地回到了工作崗位。
  我坐在桌子旁,為我們犯下的錯誤感到內疚和慚愧。中午時分,電話鈴聲響起,是曼德拉的電話。我結結巴巴地向他表達歉意,電話那頭輕快的聲音打斷了我:“沒事了,我知道這不是你的錯。”
  我深深地被震撼著,頓時肅然起敬。幾個月里他時刻面臨著危險,隨時要躲避警察的追捕,只是偶爾偷偷回家看望妻子和孩子。他的律師事務所也歇業了,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組織罷工等反對種族隔離制度的偉大事業中來。然而,我們的報紙卻使他陷入水深火熱之中,即便如此他還不忘安慰我們。
  當天晚上,曼德拉又給我打來一通電話,這次,他的誠實和坦誠使我印象深刻。他說事已至此,無可扭轉,他又說,“人們對罷工的反應並不像我們期待的那樣。”他繼續說,“我們不會氣餒,事情還遠沒有結束……”
  一小時之後,曼德拉再一次給我打來電話,我問他有何打算,他一一作瞭解答。他講到了“要重新開始”,然後說道:“對於我來說,政府用如此手段鎮壓我們的和平示威活動,我不會再認為和平和非暴力可以解決種族隔離問題……”
  這是曼德拉的一次轉變,他此後從和平示威走向武裝抵抗反對種族隔離統治的道路。  (原標題:“我與曼德拉的秘密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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